士大夫收藏与中国收藏文化

近日，亚洲艺术品商学院邀请著名文化学者、收藏家刘锡荣先生与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了士大夫的文化投资，今天我们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士大夫收藏与中国收藏文化。

文人收藏的背景

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。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，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、艺术的创造者、传承者。在中国，文人收藏有着悠久的历史,每个时代的士大夫对艺术品有不同的收藏观念和审美趋向。收藏传统形成金石、文玩、钱币、书画、书法等等，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士大夫们的收藏也有所不同。

在艺术史上，宋徽宗宣和年间，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。除了器物考古学领域出了《宣和博古图》之外，绘画艺术领域则有《宣和画谱》，书法艺术有《宣和书谱》，茶艺有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，棋牌艺术有《宣和牙牌谱》，玩赏石类收藏有《宣和石谱》。宋代是中国士大夫收藏热是最重要的朝代之一，其表现有三。

▲ 宣和画谱

宋人说收藏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：“博古”。考“博古”之意，既有鉴赏古器、古玩的意思，也包含了“博古通今”的意义。作为收藏热的体现，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“博古图”。宋朝博古图主要有两大类，一种是金石学著作中摹绘古器形制的插图;另一种是描绘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轴画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我们不妨将前者叫做“博古图谱”，将后者叫做“博古图轴(卷)”，博古图谱是宋代金石学非常发达的副产品。除了宋代之外，在之后的晚明社会中的收藏热上也多有博古图轴问世，如仇英画有《竹院品古图》，崔子忠画有《桐荫博古图》，张翀画有《育鉴图》，杜堇画有《玩古图》，尤求画有《品古图》。有意思的是，明代画家笔下的博古图轴，多为临摹、模仿宋人作品(一些学者提出，上引宋代博古图轴当为明人仿作)，或者干脆以宋人鉴赏古器为题材，仿佛宋朝就是明人描绘繁华世象的一面镜子。

▲ 刘松年《博古图》

宋代收藏热的另一个表现，是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，古器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。据叶梦得《避署录话》，宋徽宗宣和年间，因皇家“尚古器”，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，“而好事者复争寻求，不较重价，一器有直千缗者。利之所趋，人竞搜剔山泽，发掘冢墓，无所不至。往往数千载藏，一旦皆见，不可胜数矣。”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也载，“世既知其所以贵爱，故有得一器，其直为钱数十万，后动至百万不翅者。于是天下冢墓，破伐殆尽矣。”为了发掘到古器，卖个好价钱，民间甚至刮起盗墓之风。

▲ 仇英《竹院品古图》

　　宋代收藏热的第三个表征，是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。名单我们能够列出一长串：刘敞、欧阳修、夏竦、李建中、吕大临、王晋卿、李公麟、苏轼、米芾、赵明诚、贾似道、洪迈、赵孟坚、单炜等等。这些收藏家收藏的也不一样，刘敞藏有“先秦鼎彝数十”;欧阳修“喜集往古石刻”;夏竦“性好古器奇珍宝玩。每燕处，则出所秘者，施青毡列于前，偃卧牙床，瞻视终日而罢”;李建中“好古勤学，多藏古器名画”;王晋卿“藏古今法书名画，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，以为胜玩”;李公麟“平日博求钟鼎古器，圭璧宝玩，森然满家”;米芾“遇古器物、书画则极力求取，必得乃已”;贾似道“广收奇玩珍宝”;洪迈“家蓄古彝器百种”;赵孟坚“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，遇其会意时，虽倾囊易之不靳也”;单炜“好古博雅，所蓄奇玩甚富，乃精于辨别，平生俸入，尽费于此”。

宋代之所以会产生收藏热的是由于这里有时代思潮在推动的因素，并且社会的安定、商业的发展、生活的富足、文化的进步，也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位置。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，与其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政治与经济决定收藏市场的繁荣

除了文化，经济与政治也是影响收藏市场的重要因素。知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先生曾经提出：“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上讲，中国有五次收藏高潮”，第一次是宋朝，第二次是明朝，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间，第四次是清末民国时期，“以1993年中国成立收藏家协会为标志，中国进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”。

无独有偶，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认为，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“收藏热”，第一次是北宋时期，第二次是晚明时期，第三次是“康乾盛世”，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国初期，“第五次就是今天，每一个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带来的愉悦”。

也有学者说，纵观历史，收藏热潮出现过三次，分别是北宋末年、清代康熙年间与清末民初。但不管是多少次，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，“宋代”和“清代”是收藏史上发展最繁盛的两个时期，同时也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朝代。

▲《宋人博古图》

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，重视收藏的庶民化、艺术化和商品化。当时汴京颇有名气的潘楼下面热闹非凡，大相国寺更是商贾云集的中心市场，也就是古玩书画文物的专业市场。民间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，已有骨董行。士大夫竞尚收藏，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;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，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，考定世次，辨别款识。并且，在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，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“宿藏物”，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：“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，听收”;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“宿藏物”，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：“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，依令合与地主中分”;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，则要求送官，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：“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，依令送官、酬直。”这些立法规定，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。根据法条，“形制异于常”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，但一般的古器珍玩，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。这样的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藏热。

而清代，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，均超过前代，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又一个重要时期。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文物搜藏最广，历代珍品无不囊括，包括各种古代铜器、卷轴书画、宝石玉器、缂丝、拓本等，不胜枚举，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，并奠定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。乾隆皇帝嗜玉成癖，尤其喜好“三代”玉。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，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。乾隆皇帝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、定级，倡导对古玉的考证和仿古玉的制造。清代的民间收藏也很兴盛，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，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。不仅古董器物书画为人珍爱赏鉴，即使新出的小物件，若制作精良，可供清玩，能满足时人之需，也大有市场。

▲ 展子虔款《游春图》上有乾隆题款

▲ 清乾隆款青玉刻诗大碗

在经济上，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：“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，我国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居于世界的最前列，是当时最为先进、最为文明的国家。”而清乾隆至晚清年间则同样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经济富裕，文教旺盛，文物购藏活动十分活跃的朝代。